昆廷·斯金纳│打破思想史的三种神话(有赠书)

摘要: 读过政治思想史的人一定熟悉这样一种表述——A继承/深化了B的思想、B的学说在A的时代被发扬光大,写出了…… 这种对于伟大思想“光荣榜”和“花名册”式的理解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屡见不鲜,然而,我们是否怀疑过这只是后世思想史家的一种美妙的畅想?

10-02 18:18 首页 博雅好书

读过政治思想史的人一定熟悉这样一种表述——A继承/深化了B的思想、B的学说在A的时代被发扬光大、A在B的影响下,写出了…… 这种对于伟大思想“光荣榜”和“花名册”式的理解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屡见不鲜,然而,我们是否怀疑过这只是后世思想史家的一种美妙的畅想。那些人类最聪明的头脑是否真的在不同时空下思索着某种永恒的问题?


推荐阅读


参与文末评论,便有机会获得本期赠书!


1969年,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不过数年、年方28岁的斯金纳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了《思想史中的意义和理解》一文。在这篇产生了巨大反响而被他引以为自己思想史研究的“宣言书”(Manifesto)的论文中,斯金纳对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所盛行的多种明确的或暗含的理论预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理论纲领。这里首先要引述和分析的,是他对在他看来思想史研究中几种主要的谬误形式——学说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doctrines)、融贯性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和预见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的批评。

 

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史家在从事对于过往思想的历史性理解时,最持久、最容易出现的危险就是自身在进行研究时所预先具有的种种期待。而我们关于某人必定是(或者本应该是)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的期待,本身就会决定我们在研究对象中看到的所言所行,而那往往是当事人不会接受的对于他们的言行的描述。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谬误大都源自于此。


学说的神话

所谓“学说的神话”,指的就是史家在从事研究时往往期望着,每一位经典作者在被认为构成为某一主题的所有话题上都必定发表了某种主张。此种期望体现于思想史实践中的一种形式,就是史家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经典作者某些零散而偶然的言论转化成为关于某一主题的学说,思想史由此就成为将重心置于单个思想家的思想传记的合集。此种思想传记的特殊危险在于容易犯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毛病,研究者往往在经典文本中过于轻易地发现所期待的学说。例如,胡克尔(Richard Hooker)关于人的天然的社会性(natural sociability)的讨论,就被人视作是从胡克尔到洛克、再从洛克到启蒙哲学家们(philosophes)的“社会契约”学说发展史的一个环节。拉夫乔伊的“观念史”,在斯金纳看来乃是此种“学说的神话”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其危险就在于将观念实体化,结果就是,“故事很轻易地就采用了适合于描述某种生长发育的有机体的那种语言。观念预设了当事人这一事实轻而易举地就消失了,似乎观念自身就在生长奋斗一样”。这样一种实体化所导致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每一种“观念”都有其理想类型,“观念史”研究因而也就是要找寻朝着这一理想类型不断逼近的过程。对思想家们的评判,依据的是他们对于该理想类型的趋近和偏离程度,“有时甚而乔装为历史的伪饰都被抛在一边,过去的论者仅仅根据他们看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我们的处境而受到褒贬”。于是,会有论者赞扬孟德斯鸠预见了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观念,而莎士比亚则因为对于跨种族、跨信仰的社会的可能性提出了疑问而受到表彰。

 

很多思想史家在从事研究时,暗中依据的是这样的假设:过往的思想家们必定有着这样的意图,要使得他们关于某些论题的讨论成为对该领域的最具系统性的贡献。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学说的神话”一方面体现在以各种方式将经典理论家零星片断的言论整理加工成为他们关于史家所期待的某个主题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当理论家们未能在此种主题上形成相应的学说时会因此而受到指责,而无论他们本来是否有此意图。


斯金纳在对“学说的神话”的种种形式提出批评时,实际上强调的是不要对作者的意图妄作揣测。在种种谬误形式中,对过往理论家的评判,无论是强行将他们的片言只语转化为条理化的学说,还是认为他们未能就某个话题系统所可能涉及的问题发表见解,都是或隐或显地预先就认定了作者具有对研究者期望中的所有主题都发展出(或者应该发展出)自己的学说的意图,再据此作出褒贬议论,而这种意图往往实际上作者本身并没有,而是研究者所强加于其上的。


融贯性的神话

所谓“融贯性的神话”,就是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著作视作一个融贯的整体。极端的做法,就是从经典文本中找到片言只语的信息(message)甚或某个概念,以之作为贯通全部文本的基础。各种宗教或准宗教的历史上,此种以某个单独命题或概念来贯穿全部教义或学说的努力屡见不鲜。经典文本和进入了思想史“不朽者”名册的理论家的思想历程,似乎注定了必然有内在的融贯性(inherent coherence),而研究者的任务正是力图去揭示和说明此种融贯性。文本表面上的矛盾会使研究者在试图展示其融贯性时碰到障碍,但那不是真正的障碍,因为经典文本不可能容纳任何实质性的内在矛盾。换言之,按照这一融贯性的预设,在研究文本碰到有疑义的情况时,研究者向自身提出的正确问题,不是所研究的作者的思想是否不融贯,而是该如何解释他(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在很多人看来,对文本整体的全盘把握才是不二法门,那会使得矛盾之处变成不过是尚未在不成功的解释中获得升华的部分。

 

在斯金纳看来,一方面,思想家本身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历程中出现前后矛盾和互不相容的情形,乃是思想史上常有的情形。比如,洛克在其早期的政治理论著述中,显然试图维护某种保守的、甚而是权威主义的立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的洛克,是在其50多岁以后的事,而彼时他的诸多观点是30多岁时的洛克所必定要反对的。另一方面,这种融贯性的预设实质上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握思想活动的特质:

 

       (思想活动)不是模式化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目的性的活动。我们所从事的毋宁是难以忍受的与语词和意义的搏斗,努力溢出我们智力的边界并且变得零乱,对我们的观点进行综合的努力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概念上的混乱至少和融贯的学说一样多。此种考虑一旦被忽视,散乱的话语就会被整理成系统,表现得融贯,而标示着思想活动本身特质的努力和混乱却消逝无踪了。


预见的神话

所谓“预见的神话”,“在我们对于某个片段在回溯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比之它对于当时的当事人所具有的意义更感兴趣时,就很容易发生了”。斯金纳所列举的此种谬误形式的例证,是如下的说法:“当彼得拉克登上文都峰时,文艺复兴时代就迎来了它的黎明。”斯金纳指出,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彼得拉克的本意。观察者可以合理地在思想史的某个片段中看到的意义与那一片段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而“预见的神话”的特点就在于夸大了此种不对称性。他所列举的例证,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柏拉图视为极权主义思想家,塔尔蒙视卢梭思想为“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类似情形。在这些论点中,“对于一部著作的历史意义可能为真的某种叙述与在原则上不可能为真的对于其作者所做事情的叙述被混杂起来”。“预见的神话”往往表现为带有目的论意味的解释方式,于是,研究者就常常会以自己所熟悉的在后的思想模式来解读和评判在先的思想片段:

 

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取向的奠定者”,有了他才使“我们站在了现代世界的入口处”。这些对于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历史重要性的评判虽然可能是成立的(然而,这似乎是以某种多少有些天真的对于历史因果的观点为前提的)。然而,类似断言常常使得众多研究者致力于探讨其思想中的“现代”因素,甚而将其当作是马基雅维里本人的作意。这里的危险不仅在于太过轻易地看到论者想要在马基雅维里那里看到的现代因素,而且,这种解释远离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著述本打算成就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塑像


问题在于,既然斯金纳已经认可了这两种意义——观察者眼中思想史片段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那一片段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之间所可能存在的不一致性,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演绎出这样的立场:思想史研究既要探索前一种意义,又要确定后一种意义。研究者完全可以做出将自己的解释重心置于何种意义的选择,只是他必须随时警惕着,不要将前者与后者相混同。在讨论“预见的神话”时,斯金纳也许是因为将还原作者意图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有时甚至是排他性的)宗旨的缘故,过于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将两种意义混同的现象的批评,以至于对前一种意义的探索的合法性似乎在他这里都有些成了问题。例如,在他看来,类似于“洛克的认识论预见了贝克莱的形而上学”等论断毫无意义,因为洛克不可能有此意图。这样的评判未免过于武断了。毕竟,断言洛克的认识论事实上启发和导引了贝克莱的形而上学,或者洛克的认识论中的某些理论原则可以被视作是贝克莱形而上学理论立场的预备,这与断定洛克在从事其认识论研究时就有着要为后来的某位贝克莱或其他什么人做预备工作的意图,终究是判然有别的两回事。后一种断言之荒唐,并不就证明了前一种断言之无意义。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门类,思想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其研究者的视域中必不可免地会带有“后见之明”(hindsight)的因素。后世所“层累地叠加”的因素,固然有可能给我们对于当事人本来意图的理解带来障碍,但一方面,对于思想史片段的历史意义的探求本身应是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此种意义的探寻,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于斯金纳所竭力批评的这样一种思想前提——某个片段要留待将来才能显现它所具有的意义——的认可;另一方面,虽然作者是其自身意图最权威的裁断者,但其文本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多种蕴涵,未必就清晰地出现在作者的明确意图之中。斯金纳是承认存在着保罗·利科所谓的解释学上的“多出来的意义”(surplus meaning)的,他也明确指出过,“当事人对于他们的意图所特有的此种权威性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观察者有可能处于某个位置来对当事人的行动做出比之他们自己所给出的更充分或更有说服力的描述(精神分析就是建立在此种可能性之上的)”。正如优秀的文学评论往往让文学家发现自身作品中并没有为自己所认识到的层面一样,研究者借助于“后见之明”,也未始不可以揭示出超出作者清晰意图之外却又真实可信的文本的意义来。无论如何,思想史家所能够合理承担的任务远不止于斯金纳有时所表述的那样,仅是去还原研究对象的观点和意图。解释学传统中所标举的“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目标,并非不可取,亦非不可为。

 

贝克莱


“预见的神话”另一种常见的褊狭,就是人们太轻易地谈影响,认为在后的作者总是在指涉先前的作者(或承继或反驳)。对此,斯金纳认为,“影响”并非不能成其为解释范畴,然而不可脱离必要的条件来侈谈“影响”。他借用论者有关柏克政治观点的思想史谱系学的例证,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评论:

 

        柏克《论当前不满的缘由》旨在抵消博林布鲁克的影响,博林布鲁克据说又是受到洛克的影响。洛克反过来是被霍布斯所影响,要么他在写《政府论》时必定心中想着霍布斯,要么是想要对抗霍布斯的影响,而霍布斯则是受到了那位影响了所有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影响。这些解释大多纯粹是神话性质。有必要考虑,要通过求诸在先的A的“影响”来解释某种学说在在后的B那里的出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是:(1) 确知B研究过A的著述,(2) 除却A外,B不可能在别处碰到相关学说,(3) B不可能独立地达到相关学说。而在上述例证中,马基雅维里对霍布斯和霍布斯对洛克所谓的影响,无法通过 ( 1 ) 的检验。霍布斯从未明确讨论过马基雅维里,而洛克也从未明确讨论过霍布斯。而霍布斯对洛克、博林布鲁克对柏克的所谓影响,无法通过(2)的检验。在所有对沃波尔政府持有敌意的18世纪早期的政治小册子中,很容易就能找到据说是受博林布鲁克影响的学说,而洛克也同样能够在17世纪50年代的大量政治论著中找到据说是霍布斯所特有的东西——至少我们确知洛克读过这些东西,而他是否仔细研读过霍布斯则并不清楚。所有的例证都无法通过(3)的检验(甚至可以说如何才能通过[3]的检验是无法说清楚的)。

霍布斯


洛克


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中各种他所认为的谬误形式的批判,并非专以破坏为目的,而更其是旨在确立一种能够使我们真正历史地理解过往思想的研究方法。他曾自陈是一位在研究取向上跨文本的、语境论(intertextual, contextualist)的历史学家,他及以他为主将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特色,可以从他和其他人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思想史研究著作丛书的题名中体现出来,那就是“语境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


(节选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在首版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增补了三章内容,并更新了附录文章。)


更多书影



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进入北大社官方微店直接购买此书!

北大博雅好书

博识雅行  学知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微信号:boyabook



首页 - 博雅好书 的更多文章: